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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012年02月24日 经纬方略 评论关闭

梁琦(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南京210093)

 空间经济学研究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继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与新增长理论之后,空间经济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空间经济学中三种基本模型---区域模型、城市模型和国际模型---的发展,将填平区域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与国际贸易学之间的深壑。扩展理论菜单,寻求实证研究,探讨空间集聚的福利与政策含义,将是空间经济学未来前进的三大重要方向。

几年前,当国内经济学界对“空间集聚”一词还非常陌生时,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已异乎寻常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空间经济已成为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之一,空间经济理论被视为不完全竞争与收益递增革命的第四次浪潮。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年来空间经济理论亦成了国内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门,它可为人们研究理论和解释现实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故而使人兴趣盎然。

当人们穿越时光遂道,透视空间经济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时,一座座里程碑赫然入目,而20世纪90年代的那座丰碑则是The spatial Economy。它对过去十余年来空间经济学的发展和成就做了精炼的概述和及时的汇总。这本书于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它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之结晶:三位作者分别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荣一(Masahisa Fjuita)、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Prugman Krugman),和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Anthony J. Venables)。正是由于这本书,三位作者于2001年获得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日经奖(Nikkei Prize);而前两位又于2002年双双获得国际区域经济科学协会(RSAI)所设立的第一届阿隆索奖(Alonso Prize)。这本书的日文版已在2000年出版,同时也被译成了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无疑,任何想在空间经济学这一乐园流涟或耕耘者,不得不了解这部经典巨著。然而正如作者们所说这本书是写给博士生读的,有一定的难度,以致于即使在出版国外经济学著作方面有丰富经验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只因“在一年半时间中遍寻中国找不到合适的译者”,一而再地恳请我担纲主译。译完此书后,我也感到这本书对中国的经济学管理学博士们来说会很困难,甚至可以说是艰深难懂的。我在南京大学商学院为博士们开设“空间经济学”一课用这本书作为辅助教材,学生们对此深有感触。本文则帮助人们理解空间经济学和阅读这部宏著。

空间经济学渊源流长

关于空间经济学的渊源我们应该追溯到德国传统的古典区位理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约翰.冯.杜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简称《孤立国》)。书中对于地租和土地利用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而对于孤立国(城市)的描述,成了城市经济学的发源。

到19世纪末,德国已完成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并迅速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产业的大发展,使得产业迁徙和工业布局问题为学者们重视。韦伯于1909年撰写了《工业区位论》。在这部名著中,韦伯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概念、原理和规则,严谨地表述了一般的区位理论,并发展为空间经济学的另一支流。

新古典区位理论代表人物则是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勒施(August Losch)。前者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区》一书,提出了中心-地方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后者于1939年出版了《区位经济学》(原名为《空间体系经济学》,于1954年在美国以The Economics of Location 为名翻译出版),以最概括性的描述将一般均衡理论应用于空间。

1956年,沃尔特.艾萨德(Isard W.)出版了《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一书,将冯.杜能、韦伯、克里斯塔勒、勒施等人的模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易驾驭的框架,把区位问题重新表述为一个标准的替代问题:厂商可以被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正如它们做出其它任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这是一种开创性的贡献。“但是,他在他的这部巨著中给自已定下的目标---将空间问题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却从未实现。……事实上,艾萨德从未提出过一个一般区位均衡的例子;这并非偶然,因为不论是他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都不知道怎样做这件事。……艾萨德并没有对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衷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

阿朗索(Alonso.W)于1964年出版了《区位和土地利用》一书(Location and Land Us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用经常在城市与农村来回穿梭的“通勤者”(Commuters)替代农民,用中央商业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替代城市,建立了一个“单中心城市模型”,描绘了一幅比冯.杜能的模型更令人满意的图景。
将区位理论与国际贸易密切联系起来的是贝蒂尔.奥林(Ohlin,B.G.),当他获得1977年经济学诺贝尔奖时,其名著《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1933)被提名为他的主要贡献。在这本书的修订版(1966)中,奥林增加了一篇新的论文《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看法》作为附录,他指出:“如上所述,国际贸易理论是一个‘多边市场理论’其它多边市场理论,可以从价格差异理论和地租理论中看到。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贸易理论是接近于区位理论的。……区位理论比国际贸易理论更为广泛,贸易理论的一大部分可以看作是区位理论的一小部分。”可以说,奥林开拓了贸易与区位理论之关系的新领域。也有经济学家认为,再追溯到大卫.李嘉图之前的国际贸易贸易理论,空间因素是得到优先考虑的,通过将环境差异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李嘉图有效地将对空间的考虑从他的分析体系中剔除了。他用比较成本替代了空间因素,并使比较成本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李嘉图模型和比较成本的重大影响,几乎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理论中剔除出去,从那之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空间因素即使被研究过,也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演绎模型之外处理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在空间经济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萨缪尔森于1983年在“Thunen两百年”中这样说:“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传统上假设要素流动的可能性为0,而商品在国家或地区间流动的可能性为100%。冯•杜能的模型背道而驰,在一个不能移动的土地上,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要花成本。对于劳动力将在哪里定位的问题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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