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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科学的兴衰借饶毅教授哈佛生物学之思看地理学(2011)
2011年04月10日 学科把脉 暂无评论

《科学文化评论》 2011年06期

也谈科学的兴衰 借饶毅教授哈佛生物学之思看地理学

孙俊  潘玉君

摘要 本文集中于影响深远的“哈佛事件”,分析了地理学在哈佛被取消的原因,结合与哈佛生物学兴衰同期的地理学发展及当前地理学的现状,给出了该事件的启示:其一,给予新方向充分的注意;其二,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其三,加强地理学学科一体化,避免“二元论”之争。

关键词 地理学 哈佛事件 启示

     一 “哈佛事件”的影响

北京大学饶毅教授在《科学文化评论》撰写“科学朝代的兴衰:哈佛一个系科的教训” [ 饶毅 2011] 一文介绍哈佛大学生物学的兴衰,其中的教训之一是要关心新的学科发展方向。笔者是地理学者,读到这篇文章非常高兴,原因有二:其一,善于从历史中寻找学科发展经验,是地理学界需要关注的①,当然也是其他学科需要关注的;其二,刚好在哈佛大学生物学开始衰落的20 世纪60 年代,地理学何止衰落,而是彻底消失。对于此事,美国地理学史奈尔 · 史密斯(Neil Smith)称为“针对地理学的学术战争”(academic war over the field of geography,以下简称“哈佛事件”),认为是美国地理学史上最为恐怖的事件 [Smith, N 1987]。2

0 世纪头几十年,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地理学不仅迅速发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学派 [ 詹姆斯 1989,页320-345]。但也正是在此期,地理学的发展已很大程度在表面繁荣下隐藏隐患。“哈佛事件”的发生,是当时地理学问题的一个缩影,因为后来,不仅美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尤其当时地理学重镇耶鲁大学,受影响也很严重,也是较早停办地理学的院校)地理学大受冲击,甚至英国、加拿大、原苏联等地理学强国的地理学在大学中的地位都受影响[Barnes 2007;Martin & Haigh 1982]。

这一事件的影响,在20 世纪80 年代达到顶峰。1981 年6 月19 日,密西根大学董事会投票接受终止地理学院的建议,地理学院将于1982 年6 月30 日停办,声称这一决定是因财政压力(评论说这一行为是1 月末秘密进行的,对地理学来说是不幸和错误的)。后来的评论和公众心声表示支持地理学院作为一个学术单位,超过300 封信件支持地理学院,抗议校方决议 [Martin & Haigh 1982]。实际上,这一时期何止英语国家的地理学强国美国,甚至当时的中国,争论纷起,地理系或直接取消,或更换门庭。而在一些人文大学中,受其影响,地理学缺失严重 [Aschmann 1962]。

颇有意思的是,与当时的生物学相比,地理学同样在新的方向上受到忽视,但又有与生物学的遭遇相反的地方:“哈佛事件”的发展,内因在自身基础理论薄弱,外因在外界并不支持地理学新的方向,内因与外因是一体的。“哈佛事件”之后,哈佛地理学重镇的地位一去不返。本文在此作一简要回顾,吸取其经验教训,同为地理学的繁荣而努力。

      二 学科基础理论薄弱

美国早期的地理学实际上是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是20 世纪60 年代后的事。而在20 世纪前半叶的几十年中,美国地理学的发展显得学科结构欠佳,主要是战时的制图和经济建设时期的地质地貌 [Sherman 2010]。而在这种情
形下,理论建设的薄弱几乎是所有学科发展的教训,地理学在所难免,也成为影响地理学学科价值的因素之一 [ 孙俊2010]。而此期的地理学理论薄弱,后来并没有及时获得补救,在20 世纪70 年代还上演了“地理虚无主义”[Hurst 1985, p.59-91]。虽然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但没有强硬的理论基础,地理学的发展仍然受限,其中之一就是学科分化过于严重。
在此方面,从文献上看,这一问题几乎伴随了地理学近70 年。1919 年,内文 · 费尼曼(Nevin M. Fenneman)说:“存在着一种含蓄的担心,假如地理学接受其他学科的工作和应用它们的语言,地理学将被肢解,将被竞争者分解成残骸。”[Fenneman 1919];1921 年,查克勒斯 · 布德维(Chakles Bedway)认为地理学的发展从她的姐妹,如生态学、生物学、人种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那里获得了新的血液,但这种血液恐怕不是地理学理论危机所需要的,无法解决地理学发展的自身虚弱性[Bedway 1921];1923 年,哈兰 · 巴罗斯(Harlan H. Barrows)类似总结地说:“地理学过去曾被称作‘科学之母’,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理学孕育了许多孩子,气候学、植物学、动物学、生态学、气象学、考古学、人类学,有的已经独立于科学之林。自然地,每个孩子都变成了独特者,然而地理学,至今保留了多样的兴趣,甚至在多重边缘扩展了研究领域,”[Barrows 1923]。20 世纪80年代,约翰 · 哈特(John F. Hart)还批评过地理学过多地采用其他学科的语言、修辞、方法、技术等,认为那是一件愚蠢的事情 [Hart 1982]。后来的总结认为,地理学被“分割”的命运,源于其没有过硬的理论基础 [ 牛文元1992,页1-6]。

这样,表面上是历史的因素,实际上是地理学理论问题。在20 世纪前半叶,哈佛大学地理学不仅在美国具有重要地位,在全世界也是如此。但实际上,当时哈佛大学的发展,主要是自然地理学,哈佛地理系也是地质学院内的一个部门,并没有独立。这种情形,使哈佛大学地理学的发展一开始就有些妥协性,当试图成立独立的院系时,矛盾便彰显出来。尤其在爱德华 · 阿克曼(Edward A.Ackerman)当选自然地理学副教授的当天,地质学院院长即指责授予阿克曼自然地理学副教授是一个错误,不仅因为地质学需要另一半地位,而且阿克曼至少是半个地质学家。后来,当1950 年有人试图成立独立的地理学院时,首先遭到了地质学家的质疑,当时的哈佛大学领导只接受的是物理学那样的标准学科,这反映在当时的《哈佛评论》上①。这样,地理学基础理论的薄弱使之在面临转型时便失去机会。

     三 人文地理学:新的方向,却遭受质疑

史密斯对哈佛大学取消地理系的研究文献发表后,即受到约翰 · 奥格里(JohnP.Augelli)和唐纳德 · 巴顿(Donald J. Patton)的指责,因为史密斯的分析过于偏激,或者将原因过多地归因于地理学家身上,尤其认为德文特 · 惠特希尔(Derwent S.Whittlesey)的同性恋和利用自己的权势的道德问题影响了外界对地理系的支持[Augelli & Patton 1987]。实际上,更为根本的原因是当时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者不和,惠特希尔正是当时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他早期对政治地理学颇有建树。只是需要强调,这种不和不能完全责备当时的地理学家,因为后来的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无法说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某些时期分歧过大。

史密斯当时的分析可能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所提自然与人文地理学二分问题,似乎伴随了近半个世纪的地理学。按索尔 · 科恩(Saul B. Cohen)的评论,当时人文地理学在哈佛大学中并未真正发展起来,且被看作是将会削弱地质学研
究,因为当时环境决定论已臭名昭著,由地质学研究到人文地理学研究已有强劲的分裂趋势,也与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 · 科南特(James Conant)对科学的见解不合拍 [Cohen 1987]。所以,当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试图成立一个独立
的学院时,不仅断送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反而招来质疑,加上与自然地理学家的不和,地理学在哈佛大学最终被取消。
实际上,自然与人文地理学的二元化,可能从环境决定论失势后就是一个问题,威廉 · 帕蒂森(William Pattison)1964 年就说过人文与自然的二分是地理学的一个可悲传统[Pattison 1964];1986 年安德鲁 · 戈迭(Andrew S. Goudie)又指
出这种二分不仅违反地理学传统,而且危害地理学解决诸如区域、景观、环境变化等综合问题的能力 [Goudie 1986];2002年,奈杰尔 · 斯里夫特(Nigel Thrift)认为这是当前地理学面临的首要挑战 [Thrift 2002]。而在实践中,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发表成果的刊物都不同,大多数自然地理学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在专业的自然地理学期刊上,人文地理学家则发表在综合性地理学期刊上[Johnston 2003]。在我国,虽然没有研究表明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过分分化,
但“学科整合不足”却是我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 [ 蔡运龙等2004]。围绕重大问题,超越自然- 人文二元化,加强对话,加强统一地理学,以便加强学科认同并对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做出应有的贡献,或许是统一地理学发展之道 [ 汤茂林
等2010]。

“哈佛事件”对于哈佛地理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正因哈佛没有给地理学留下足够机会(虽然后来又重新恢复,但再也没有重新成为新的地理学重镇),后来地理学史一系列轰轰烈烈的革命性事件与哈佛无缘,如纷至沓来的“人地关系”诸理论,计量革命、理论革命、行为革命、信息革命等。这些革命性的进展均发生于20 世纪60 年代而持续至今,但革命的策源地是华盛顿大学,尤其邦格后来成为著名的理论地理学家,雷金纳德 · 格里奇(Reginald G. Golledge)认为是威
廉 · 邦奇(William Bunge)的《理论地理学》一书刺激了地理学理论的扩展和传统理论的发展 [Golledge 2008;孙俊、潘玉君2011a]。

      四 教训与启示

从“哈佛事件”看,“哈佛事件”不仅使哈佛大学地理学失去了地理学重镇的地位,而且影响“深远”。从前文已看出,这一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表征出地理学发展中至今存在的问题,在此情况下,抓住时代机遇,吸取其教训,不无意义。
其一,也是最需要注意的:给予新方向充分的注意。20 世纪以来,地理学发生强烈“文化转向”的同时也有“空间转向”和“社会转向”[Barnes 2001;孙俊、潘玉君、张谦舵 2011],就连看似乎与地理学没有多少关联的科学史研究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正构造着可与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相媲美的“科学地理学”[ 孙俊、潘玉君、贾星客2011;孙俊、潘玉君2012b]。有学者近年粗略地说地理学有900 多门分支学科 [Railiené 2003],虽不太贴近实际,但说明地理学正在发芽开花,新方向不断涌现。给予新方向充分机会和关注,是未来地理学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

其二,加强基础理论建设。20 世纪50 以来,前述的革命性进展纷至踏来,但也存在过多依赖其他学科理论的问题。在现代科学分化与交叉发展的潮流下,借鉴其他学科理论是地理学的一条可依靠的经验,但没有自身过硬的理论基础,难以与其他学科真正地并肩作战以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还存在学科认同的问题 [ 孙俊、潘玉君2011c;2011d]。如皮特 · 迪肯(Peter Dicken)的统计研究值得反思。他以“全球化”为例统计了有关的40 本著作,发现没有一本是地理学家写的,而且14000 多条引文中只有321 篇是地理学家的作品,仅稍超过2% 而已。他强调说:“地理学很像一个足球场上的小孩,没有人愿意去理睬”[Dicken2004]。

其三,加强地理学学科一体化,避免“二元论”之争。目前来说,这一问题已为地理学家所充分注意,尤其国内学者汤茂林《统一地理学发展之道——直面危机,加强对话,超越自然-人文二元化》一文梳理各家观点且给出新的统一发展方向,值得注意[ 汤茂林、陆、刘茂松 2010]。结合前述所论,则在此问题上应关注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学家阿兰 · 贝克(Alan.R.H.Baker)对“地理环境”的解读:地理环境都是自然与人文社会相互介入的,地理环境并非纯自然或人文
社会的环境,而是具有二者介入的性质。这比简单的环境决定论要深刻得多,也不是简单的人类调适观,历史变成了“环境—人—社会”的统一体及其演变过程[Baker 2007]。这种解读是利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统一的。

20 世纪80 年代,有地理学家倡导这样对待地理学史上的历史事件:所做的无法改变,我们却可以从过去的事件规划未来 [Orme 1980]。今天,我们借饶毅教授“科学朝代的兴衰:哈佛一个系科的教训”一文来思考地理学,更好地为实
现我国地理学的繁荣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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